本文是通识联播独家栏目“博雅GE微访谈”对本期嘉宾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高峰枫老师的访谈稿。高峰枫老师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现任系主任，在北京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系学习，获得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维吉尔和早期基督教方面的研究，对于圣经之于西方文化的影响非常关注。除发表相关领域的学术论文之外，还在《读书》和《上海书评》等报刊上发表过很多学术书评。近期出版《古典的回声》一书（2012年），并出版译著《册子本起源考》（2015年）。如何将《圣经》作为一个文本去研究而不是作为一个信念去信仰？对于非信仰者来说研究圣经会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本文中高老师将就这些问题展开详细论述。除此之外，高老师还努力为在基督教圣经解释传统之外的其他解释正名，认为这些解释有其价值。现在让我们跟随博雅哥的脚步一起走近高老师。Q：对于几乎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人来说，直接阅读圣经非常吃力，几乎无法理解其深意。老师您对在这方面有兴趣但不知道从何处入手的同学有什么建议吗？
我建议读一些通论性的、介绍性的导读。这些书会把圣经到底是怎样一部书、怎么形成的、包含哪些文类、圣经的主要内容，以及圣经对于后世文化的影响，做简要的说明。这种书比较多，我建议最好能读英文书。读了这样的入门书，可有助于消除陌生感和隔阂，心里会稍微踏实一些。我上课用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可用作通识教育读本的两本书。这一个系列，通常在主题或者人名的后面，加上A V
36 41381 36 14987 0 0 2674 0 0:00:15 0:00:05 0:00:10 2767ery Short Introduction几个字。一本叫The Bibl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另一本叫The Old Testamen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这两本国内都出过中英对照本。后面一本侧重讲《旧约》本身，前一本则侧重圣经对后世的影响。这两本书文字不难，非常有帮助。图为The Bibl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Q：那您的课程总体来说偏向于《旧约》还是《新约》？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我最开始做的比较多的是早期基督教的圣经解释，大概是公元3世纪至5世纪期间的基督教解经学。后来为了教课的需要，我才又读了一些其他研究著作，特别是19世纪以后的圣经考证著作。近现代的历史学家、圣经学家对圣经的解读和早期基督教的解经很不一样，历史考证比较多，结合了考古学、语文学、宗教学各种研究成果，很像中国考据学的路线。这样的研究路线，我觉得是现代圣经研究的根本。你可以质疑它，你可以不同意很多具体的结论，但基本的研究路径是在这里。
就这门课而言，三分之二关于《旧约》，三分之一是《新约》。
Q：基督徒相信圣经的文字，但是在圣经释读课上，圣经被当作和其他文学文本没有多大区别的文本来研究。课上您的重点是什么？历史、神学、文学还是其他？以及为什么以此为重点？首先，重点肯定不是神学，因为我不是学神学专业的，而且北大也不是神学院。但是我会讲到基督教传统的解读方式，但不会接受神学家的基本预设。《圣经》是编辑合成的书，不同时代和传统交织在一起。很多地方拖沓重复，有时同一个事件有两、三个版本并存，不太重视现代意义上的情节连贯性和真实性。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成书的过程、以及其中遇到的问题，就很难理解这些明显的矛盾之处。所以我比较重视圣经文本的构成方式，有不少阅读障碍可以通过了解圣经成书和结集来加以克服。
如果文本涉及到与历史相关的话题，我就会尽量讲一讲历史的话题，比如《出埃及记》。如果是偏重文学性的文本，我就会多看看其中文学因素，如长篇叙事中的前后呼应、一些“暗扣”等。因此没有固定的方法。上周讲《撒母耳记上》，涉及王权制的建立，所以讲政治多一些。说得通俗点，就是用最对得起所讨论的文本的方式来讲。Q：人类社会似乎一直沿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并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研究宗教文本有什么样的意义？谈到圣经，我们先要区分所谓《旧约》和《新约》。《旧约》更加合适的名称应该是“希伯来圣经”或者“犹太圣经”，它是犹太人的古代典籍。《新约》是1世纪的基督教作家用希腊文撰写的。这两套文献所使用的语言不一样，时代也相差很远，但两套文献的关联十分紧密。因为最早一批基督徒基本上都是犹太人，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希伯来传统来阐发对基督教的理解。这两套文献可以说是血肉相连。但旧约和新约毕竟是两套不同的文献体系，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侧重点。就这门课而言，我建议最好先能做到《旧约》归《旧约》，《新约》归《新约》，哪怕做得过分一点也无妨。基督教是从希伯来圣经这一文化体系中脱胎出来的，对于《旧约》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甚至《旧约》这个名字也是基督教给起的。犹太人并不把自己的经典称作《旧约》，这部典籍对他们来说是历久弥新的，何“旧”之有？基督教为了要取代犹太教，所以称之为《旧约》，其中涉及到两种宗教文化之争。我们对这些名称的使用要非常谨慎
回到你的问题，圣经虽然是一个宗教文本，但对于没有特定信仰的人、以及非基督教文化的人来说，可算一个广泛意义上的经典文本，是要了解西方文化传统绕不过去的书。对圣经应有基本了解，这和是否有特定宗教信仰没有必然关系。或者可以说，圣经不应当是被基督教垄断的书。作为人类的思想文化资源，大家都应该去看一下。当然，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与信仰是否相关，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们近代以来需要面对的强势文化，主要是广义上的西方文化，而圣经对西方文化来说，是至为根本的一部书。我们想了解西方的思想传统，就需要具备有关圣经以及圣经文化影响的基本知识，这样对于西方文化才能理解得准确、到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圣经是人类文化的经典，不分教派、不分信仰，只要你对西方文化有兴趣，圣经都是应该稍作了解的。
Q：您觉得把圣经以及基督教作为一个对象去研究与作为一个信仰去依赖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你信仰特定的宗教，那么要先有一个意愿，接受这种宗教的根本信念或者说基本假定。比如，如果你信仰基督教的话，你必须要承认耶稣是为了救赎人类的罪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被钉死，然后三天之后复活。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承认，圣经中的上帝是存在的，你需要基本相信圣经中勾勒的人类发展的趋向。只有接受这些前提，才能成为某个宗教中的一员。而对于没有信仰、或者有其他信仰的人来说，这些前提不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你提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从学术研究的自由度来说，没有信仰和教规的约束，研究可能会走得更远，有些话题你敢去触碰，有些方法你会果断地采用。这样一来，束缚会少一些，胆子会大一些。但也有另外的问题。我们可以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宗教信念的依托和规范，我们对于宗教文本的处理有时可能会比较任意，少了一点敬重的意味，造成解释过程中，所采取的态度会很不一样，有时甚至是轻慢的态度，显露出对文本的价值浑不在意。早期基督教的解经家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解读的时候，是知识优先还是信仰优先。这个问题，涉及到解释学的原则，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解释”这个词。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先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不是一个具体的意见，也不是一套信条，而是说，我们是不是需要对文本有一种尊重，这个态度会决定后面具体的解释步骤。
现在即使天主教也有很多著名学者，对现代的研究方法非常开放，都尽量吸纳现代圣经考据、历史、考古的研究成果。当然，采纳的程度是有限度的，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根本预设。所以，并非有宗教信念的人就必然会排斥一些新颖的、有挑战性的方法。反过来说，没有宗教信念的人，有的时候会追求轰动效果，尽量让自己的观点能吸引眼球，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少了这种约束，或者说没有他们所属的宗教团体给予的限制。所以，即使是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也最好对古代文本保持一种体贴和敬重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或许会稍微规约一点解释活动。
Q：那您的《和上帝顶嘴》那篇文章中的作者是不是构成一个特例呢，一方面他是非常尊重《旧约》和犹太教的传统，但另一方面他的解释看起来似乎是非常自由，敢于说《旧约》开始的上帝是一个不够成熟的立法者，动辄要毁灭人类而事后又会后悔。我感觉那位作者对本民族的上帝的态度，是又敬重又轻松。我们谈到敬畏上帝，往往想到的是“恐惧与战栗”，但这位作者的态度却和基督教的做法截然不同。我在上课的时候一直想要学生了解，我们很多对于圣经中基本故事和基本主题的理解，也就是通过流行的渠道所获得的那些观念，主要是受基督教解读的影响。但我想说的是，在基督教式的圣经解释之外，还有其他更加有趣、更加“放松”的解读方式。基督教的解读只是一种解读，只不过碰巧它在两千年来的传统中更加强势。我最近看得比较多的，是犹太学者的研究著作。因为以前看基督教的解释比较多，现在再来看这些犹太学者的书，就会发现圣经研究当中涉及到更大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西方内部的文化之争。很多犹太学者努力要做的，就是把希伯来圣经从基督教主导的解释传统中解放出来。再具体说一下，就是究竟谁更有权威、谁更有资格来解释希伯来圣经？谁有可能解释得更贴切？这些跟你自己的文化身份是否有必然的关联？换句话说，是不是只有本文化内部的人才能更好地解释本文化的经典？还是说，你的这种民族身份和文化意识对你的解释会产生影响，但不一定是最关键的影响。这是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
Q：您最初是如何开始对西方古典学和圣经感兴趣的，您能否谈一下您的学术经历？我本科和硕士都在北大英语系念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最火的是西方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文学理论。当时，凡是想赶潮流的年轻人，都会关注这些。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国学”、政治哲学、宗教神学等兴趣都不太大。我那时也算是想赶潮流的人，所以就阅读了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后来毕业以后、留学之前，曾工作过一段时间。当你和学校、学术潮流稍微脱节之后，就会渐渐开始反思一些东西，会开始看一些弄潮儿们不会提到的书，会听到其他的声音。我那时有点怀疑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价值，觉得也不像当初觉得那么有意思，学术上也没有那么严格。出国以后，我觉得应该多学点西方人自己更在意的东西，于是就把文学理论先放一放。出国之后的前两年，其实是在慢慢摸索，想找一个不同于以前的研究方向。于是开始学拉丁文，听跟圣经有关的课，兴趣就慢慢开始偏向于古代文本，而且觉得这些文本对我来说，更有意思。而现代西方文学理论，虽然我写博士论文时也会用到，但不再是主要兴趣了。大概在美国上学的第二年结束时，已初步确定了研究方向，就是早期基督教对西方古典文学的吸收和消化。开始的那一年就是按照兴趣来选课。我当时觉得需要把学术方向调整到更稳健、踏实的路子上来。所以经过将近两年的摸索，加上以前残留的一点个人兴趣，就换了一个研究方向。
Q：都说圣经是文明的根源性经典，但与四书五经比起来，似乎表面上更显得粗糙不经，我们也不太容易直接从中获得教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很有些感触。在这门课上，我给大家布置了两篇英文作业，但第一堂课我就告诉学生，写作业时，请只专注于圣经文本，不要做任何比较。我不太赞同任意的、表层的对比，这样的对比没有约束，也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不是说不能比较，而是说中西的对比，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话题，需要长时间的准备。真要做到有效的对比，首先应当对这两种文化都非常熟悉，而一般人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对学者而言，要真想比较，就需要先做单方面的、狭窄的研究，要先能入乎其内，钻到人家的肚子里，把人家的一切弄个门儿清。至少要在西学的专业领域超过平均水平，然后再去研究另一种文化，同时也要超过平均水平，这样才能够去比较。如果事先就带着比较的眼光去阅读其他文化的经典，往往会先入为主，看着别人的典籍，怎么看怎么别扭，怎么看怎么浅显。《圣经》和四书五经之间，在我们进行深入的、单向的研究之前，没有太多比较的意义。如果我们对本国之外的其他文化有真正的兴趣，就先不要急着去用它来印证自己固有的观点。正确的比较，不是从一开始就去设定对比的问题，而是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对比的话题自发地涌现。这种自然生发出的、“有机”的话题，才是进行深层比较研究的契机。《圣经》有自己的章法和路数，我们这些非西方文明的读者，肯定会先用自己熟悉的角度去看一个陌生的文本。但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们会调整自己的眼光，学习新的范式，即从人家的角度看人家。这就使得原来固有的视角更加成熟和丰满。我不是反对去做比较研究，我反对的是为比较而比较、以及为了证明我方的优越而去比较。而且比较研究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只有具备雄厚的学术实力才能谈对比。
Q：关于圣经的写作风格，奥尔巴赫曾经比较过荷马史诗和圣经，您如何看待圣经的这种文风？奥尔巴赫的文章很有名，但是有些犹太学者并不认可他的对比，认为他的研究有些夸张。奥尔巴赫认为荷马史诗的一切都在文字明面上，而《圣经》的表面文字很简约，但充满了“背景”。但有些犹太学者认为，《圣经》本身并不区分表面和背景，而是高度风格化和类型化的写法。很多圣经人物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文学人物，不具有所谓“性格”和“深度”，而更像一个显示某种功能的代码。荷马史诗和《圣经》，分属于不同的文类。奥尔巴赫选择比较《奥德赛》和《创世纪》，是不是充分考虑了对比基础的牢固性，也可以探讨，这也涉及到如何有效进行对比的问题。Q：如果说亚当和夏娃堕落被赶出伊甸园因而获得必死性，那么是不是如果他们一直生活在伊甸园，即使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也不能死？这个问题有点像分析文本时遇到的问题。我们分析文本，不能够讨论假设的问题。假设的问题是文本之外的话题，依照文本目前的样子，如果没有蛛丝马迹鼓励我们去立一个假设，我们就不必去假设。反之，有些文本确有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做合理的推测和假设。我们的重点是文本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比如，如果我们问：如果俄狄浦斯没有在三叉路口杀死那位老人，是不是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合适的问题。神学家往往会用这样的假设与推测，来考虑为文本排除掉的其他可能性。
说到亚当和夏娃，大家都习惯说，他们偷吃禁果，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而此种原罪带来天塌地陷般的后果，造成人类彻底的沦落，等等。但原罪说实际上是基督教作为强势文化的解读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读法。新近出版的一些书籍，对伊甸园一段故事中是否有原罪、甚至是否有“罪”，都比较怀疑。Q：您理解的通识教育是什么？您如何在课程中贯彻通识教育的思路并设计这门课程的？我首先要说明，通识教育并不神秘，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高深，好像是最好的教育。但通识教育确有必要。我理解的通识教育，其实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也要读一些历史上被广泛认可为经典的书籍。通识教育的“通”，我希望还能有“共通”或“共同”的意味，特别是对于知识共同体的建立而言。我们每个人的专业领域不同，而通识教育的好处就是大家有机会共同读几本书，这样就会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有可能共同回归到这几本书当中。讨论有共同基础和出发点，比分散的没有交集的讨论要好。这一知识共同体、或者可以叫“知识共通体”很重要。
尽管经典文本被视为经典，有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因为对经典化过程的质疑，就导致没有共同的经典可读。我们最好能读一些被历代读者广泛引用、广泛承认的书籍。比如《圣经》，就可算是思想材料的仓库。单单看过去两百年，基督教的影响在西方已经日趋下降，但诸如男女平等、奴隶制、同性恋、转基因等涉及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都会有人从《圣经》中找出支持和反对的证据。熟悉《圣经》这一思想库，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对这些热点问题的讨论。
Q：上课的过程中，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课程既要保证专业的水平，但面对的又是非专业的学生，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专业与不专业，这个问题不大，对《圣经》的研究与讨论，其实大家都不是很专业，对《圣经》了解的也不是很多。我在课上尽量用简明的方式讲课，首先让同学们了解文本，熟悉典故。如果在看电影、看小说、看学术著作时，遇到某个《圣经》典故，大家能一瞬间心领神会，这样我就很满足了。而且，我也会介绍一些现代《圣经》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尽可能多元化，并不局限于基督教的解读，我希望尽量让讲课内容丰富多彩，而非沉闷窒息。课上有不少来自英语系之外的同学，他们英文作业完成得非常好，表达流利清晰，这说明北大藏龙卧虎，有很多英语能力非常强的同学。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本学期这门《圣经释读》，本来是英语系的限选课，课程用英文讲授。这门课列入到通识教育课中，向其他院系的同学开放。这是目前能够兼顾本系和外系同学的一种设置。下次希望开一个完全面向全校的课程，用中文讲，这样可以讲得更多，更松弛，也可以介绍更多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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